【中国经济管理大学 迎七一校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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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香港草根创业家》

         据香港电台网站报道，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在网上专栏撰文，指香港97回归为历史翻开新页，就所有中国人而言，洗刷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当中涉及的共同价值，远超乎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以宋代词人晏殊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指香港回归16年来，经历风雨仍能够顺利过渡。曾德成指香港与内地分离一个半世纪，造成文化、政治的差异，但香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应该增加对祖国的认识。

中国经济管理大学 号召学员阅读
《走近香港草根创业家》

一百个人眼中，会有一百个香港。

  最能讲述香港故事的，是普通的香港人。他们用酸甜苦辣书写人生，丰富香港。一个个鲜活的香港草根，才是香港社会最简洁的素描。

之一：州棠讲述香港“八旗相馆”三十年不倒秘密

如果你在香港尖沙咀附近找打印店或者拍证件照，人们一定会告诉你：在街角的7-11往里走，看到广东烧味，旁边的小巷深处就是了。穿过这条混杂着叉烧、美甲油和布料味的小巷，“八旗相馆”赫然出现在眼前。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相馆，但细心的人会发现，门楹上的招牌和两边的对联除了汉字还有满文。

八旗相馆是尖沙咀区第一家一小时冲印店，老板名叫爱新觉罗·州棠。平日，州棠和妻子黄绮华打理店铺。30年过去了，八旗相馆成为这一带硕果仅存的冲印店。

开相馆不忘提醒年轻人念根爱家爱国

走进八旗相馆，仿佛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州棠梳着辫子，金色丝绢打扮，黄绮华结辫梳髻，一身旗袍。“我从七年前开始留辫子，穿满族衣服，因为感觉满族快被人遗忘了，我想尽自己的能力做点事，让人们知道满族是很有特色的民族”。州棠和福晋（满语夫人的意思）只要不是特别忙，都会穿着自己民族的服饰，走在街上回头率很高。州棠笑着说，常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在拍古装戏。

不足十平方米的店铺装修得古色古香，室内挂满书画作品。满目明黄色，陈设物多黄色，就连鼠标、电脑桌面都是黄色。州棠说黄色能给他带来好运。屋顶四面悬挂着满族的八旗，分别是正黄旗、正白旗、正蓝旗、正红旗、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镶红旗，相当惹眼。

州棠指着屏风后面的书柜自豪地说：“你在哪里都见不到照相馆里还有博物馆。”这面书柜摆放着一些有关满族历史文化的书籍，清朝钱币和瓷器，还有两台旧式的海鸥牌相机，细枝末节都流露出州棠身上的民族文化印记。正如相馆门口张贴的介绍：“八旗相馆是一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富有中国民族特色之满族风情服务店，它集商业、艺术、历史、文化于一店。希望提高年轻人对自身民族的认识，引发念根、爱家和爱国情怀。”

“必须尊重自己的职业，我对每一张照片都要负责”

爱新觉罗·州棠1962年从广州移居香港。最初在父亲的肉食家禽店打理业务，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摄影，萌发了对摄影的强烈兴趣。1965年，州棠用80港币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他当时的工资只有150港币。州棠说刚开始拍出来的照片效果总是不理想，于是在家自学黑房冲印技术，并参加了香港摄影协会，最终在摄影比赛中获奖。虽然辗转做过空运服务，当过海军，但最终摄影由兴趣变成了终身职业，并通过摄影找到了终身伴侣。

州棠七十年代开始在冲印公司上班。1983年，经过几次股权收购，八旗相馆开张营业，这是尖沙咀地区的第一家一小时冲印店。州棠回忆起当年峥嵘岁月，“尖沙咀地区的写字楼、酒店都要到我们店冲印，有时候一天要冲印3万多张照片。”州棠还提到，当时一到周日，菲佣常常三五成群到店里冲洗照片，一人一张，因为她们当中随时有人被炒，离开香港回家乡。

九十年代后期，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应用，照片冲洗行业每况愈下。店里的13个员工纷纷离职，只剩下他和福晋两人打理店铺。“1964年，一碗叉烧饭才1元，买套房才2万，冲洗一张3寸照片1.6元，这么多年过去了，冲3寸照片还是1.6元。”州棠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三十年过去了，尖沙咀地区很多冲印店陆续开张，又陆续关门。州棠说：“冲印店同行竞相压价，一个比一个低，这样的恶性竞争相当于慢性自杀。”八旗相馆拍证件照，6张100港币，比市价高出一倍多，但这并不妨碍八旗相馆的生意，很多客人都是回头客。州棠对每一张照片都一丝不苟地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州棠说：“要尊重自己的职业，我对每一张照片都要负责。”也许正是这份对职业的尊重，八旗相馆才能在三十多年的变迁中屹立不倒。

“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我还想帮助智障人士”

每位客人离开时，州棠都会重复一句话：“谢谢，祝你好运！”州棠说，尊重自己的职业就必须尊重客人。有的客人一次要冲印几百张照片，州棠不会放过任何一张，剪裁调色去瑕疵，大半天就这么过去了。州棠只想给客人最好的照片。店铺的中央放了一张中式红木椅，配有绛红色牡丹图案的靠枕，客人拍证件照时需坐其上。用心的州棠笑着说：“坐过这张椅子的人运气一定会好，因为它坐北朝南，客人坐上去会感觉自己像皇帝。”

一天下午突然进来一位客人，“喔，这就是八旗相馆。我在法国时就听说过这家相馆，这么多年了，居然还可以找到。”多年前有个法国商人在店里冲印了大量照片，法国商人对冲印的照片非常满意，回国后四处告诉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八旗相馆的名声就流传开了。州棠说，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有次任贤齐去美国之前专门跑到店里照相，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从不讲什么professional（专业），真正的professional靠的是认真的态度和精湛的技术。”州棠一字一顿地说。

州棠和黄绮华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是护士，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症，俗称智力障碍。如今店铺月营业额两万港币左右，供养三个人生活。州棠说如果不是自己的铺子，租金都交不起。州棠和黄绮华1969年第一次在沙田约会，结伴而行四十多年，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

谈到以后的打算，州棠说，“只要生意能做下去，我就坚持到底，这一行是我最喜欢的，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以后要是真的做不下去了，就把店铺卖掉，再买几间房做宾馆。我还想帮助智障人士，减少对智障的歧视。”

之二：香港“80后”创业青年张嘉浩的生意哲学
“80后”青年张嘉浩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从小受家庭环境影响，养成了喜欢自己赚钱自己花的习惯。上学时，一到寒暑假，张嘉浩就会去零售店打工。“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想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家人又不给钱的时候，我会打工赚钱来得到它。”张嘉浩说，他通过打工赚钱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事的方法，同时又从母亲身上学到了许多做生意的窍门，这也为他现在创业打下了基础。

“用现有的资源做生意，可以节省许多成本”

   今年6月，张嘉浩和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从做出决定到办理公司注册手续，张嘉浩和朋友一个月就花了17万港币。他说：“这笔经费我没花家里一分钱。”

   公司创立起来了，但摆在张嘉浩面前的是严峻的市场环境和重重困难：香港的广告市场几乎被几家大型广告公司垄断。这些大公司手上不仅掌握着大客户的资源，还控制着香港许多重要的广告投放点。地铁、海底隧道、巴士、写字楼宇等，广告投放的黄金地段已成为这些公司的“囊中之物”。除此以外，香港高昂的租金成本和人力成本，也让张嘉浩和朋友压力倍增。

   为了尽可能节省开支，张嘉浩和朋友决定：不租用办公室，也不聘用员工，而是选择在各自的家里处理公司日常业务。在广告投放上，张嘉浩发现，香港出租车广告市场尚有发展空间，于是和合伙人讨论后决定：公司专做出租车广告业务。为了打开市场大门，张嘉浩选择朋友公司研发的瘦身产品，作为公司的第一笔生意。为了保证瘦身产品货真价实，张嘉浩亲自服用，检验产品功效是否与包装上描述的一致。为了表达诚意，他和合伙人每次都亲自到客户公司实地考察，拜访谈生意。

“看到自己的广告，让我很有成就感”

   努力工作和诚意的付出，不仅换来了客户的认可，更是让产品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张嘉浩高兴地说：“这款瘦身产品在香港经常断货，看来我们在出租车投放客户广告的策略是正确的。”

　　正所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第一次广告经营的成功，为未来的广告业务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也为公司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笔生意结束后，另一笔生意接踵而来。与瘦身产品不同，这一次张嘉浩承接的广告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张嘉浩说，立法会选举的推广方式与保健产品不同。由于候选人来自不同的选区，所以在投放广告时，张嘉浩特别留意对出租车驾驶区域的选择。“比如有一位候选人是在九龙东选区竞选，那么我会将这位候选人的广告，集中投放在经常往来九龙东地区的出租车上。”尽管选情激烈，但是张嘉浩投放的出租车广告还是为候选人起到了良好的助选效果。他说：“有三位立法会候选人在我的广告公司投放竞选广告，最后有两位候选人成功当选新一届立法会议员。”投放竞选广告的显著成果，让张嘉浩再一次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张嘉浩说，逛街的时候，看到出租车上印着自己公司承接的广告，会很有成就感。

“我想让顾客永远走在潮流前面”

   张嘉浩说，在香港，最让人尴尬的，就是走在街上，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和你穿同样衣服的人。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购买限量销售的个性汗衫。张嘉浩从中找到了商机，他和台湾做服装设计的朋友一道合作，将在台湾设计的衣服引进香港，在社交网站上出售衣服。

   对于开辟新业务，张嘉浩坦承，现在香港市场上服装设计虽然时尚前卫，但真正有个性，有创意，又有文化内涵的服装少之又少。“我的台湾朋友很有才华，他用最好的德国颜料来设计出层次感很强的中国风格的印花，面料也是上等的美国棉花，不仅透气舒服，水洗之后还不会变形。”尽管朋友设计的汗衫制作成本高，但他觉得卖得相对便宜一些可以打开销路。“我在社交网站上注册主页，专门销售衣服，这样省去了租金开支和开设网站的费用，大家可以用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购买汗衫。”为了降低顾客出门“撞衫”的机率，他打算一款汗衫只生产80件，售完后不再生产。“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联系订购，因为他们觉得穿着有创意，这是生活品味优雅的体现。”

   张嘉浩说自己卖的不仅是汗衫，更是创意。因为工作关系，他有机会到内地去参观考察。他发现，内地的服装设计创意少，山寨多，老百姓穿的衣服大多是香港已经淘汰多年的款式。他希望未来几年能将台湾设计的汗衫引进内地，让内地顾客也能穿上有创意工艺的汗衫，在体现个性的同时，又能提升穿着品味。

   “做生意最忌讳私心太重”

    “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我认为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保持乐观的秘诀，就是对合伙人以诚相待。“我们不仅仅是商业伙伴，更是朋友，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坦诚相待，互相体谅。”

　　张嘉浩说，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私心太重。有不少生意人因为钱的问题，跟好朋友反目成仇。“如果做生意私心太重，你很难相信对方，对方也很难信任你。即使你会赚很多的钱，最后却赔了友谊，不值得。”

   对于想要投身创业的年轻人，张嘉浩建议：坚持信念，不要怕输。如果创业失败了，那就请告诉自己“我年轻，还有机会”。如果成功了，那就请告诉自己“我可以回馈社会。”张嘉浩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在创业的征途中，永远不要后悔当初的决定。

   张嘉浩从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对奶奶很有感情。和亲人相濡以沫的情谊，让他萌生了建一家老人院的想法。他说：“年轻人可以自己谋生，但是老人家年纪大了，很多时候生活都不能自理，所以我想办一家老人院，让他们在我的老人院里能安度晚年。”

之三：香港83岁“报婆”刘秀娟

在香港跑马地成和道52号PACIFIC COFFEE COMPANY（太平洋咖啡店）门口，有一位卖报纸的老婆婆，名叫刘秀娟。她23岁那年从广东老家到香港，开始在跑马地卖报。60年过去了，如今已83岁高龄的刘秀娟老婆婆依然在跑马地卖报。报纸，不仅是老婆婆赚钱谋生的工具，也是她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83岁的刘秀娟老婆婆卖报长达60载，不知是否称得上“世界最年长报婆”。

“我来香港谋生是迫不得已”
刘秀娟从小衣食无忧，生活富足。解放后推行土地改革，再加上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父母先后离她而去。1953年，刘秀娟和哥哥一道，离开广东老家，费尽心机到香港投靠亲戚。回忆起这段经历，刘秀娟感触地说：“我很喜欢老家，那里风景好，环境好，但是因为家庭发生巨大变故，我不得不选择离开。”
到了香港，刘秀娟住在跑马地舅妈家里，虽然不愁吃穿，但生活环境却大不如前。“可能是习惯了过富家小姐的生活，我刚来香港时还不太适应生活环境，觉得香港的房子很小，没有老家的房子宽敞。”除了要习惯住小房子，刘秀娟还要学会自己挣钱谋生。“那时候我的舅妈就说，游手好闲的人在香港是不能生存的，所以让我尽快找份活儿干。”

“想挣钱，除了勤快，还要跟着顾客需求走”
那个年代，香港就已开始兴盛赛马活动，而通过竞猜比赛成绩定输赢的赌马彩票也相应推出。刘秀娟说，上世界50年代的跑马地，每到赛马日，都会有大批的观众前来观看，当中不少人是为了赌马而来。一到赛马日，报纸上都会刊登有关比赛预测的“马经”，赌马的人先看报纸上的“马经”，然后再决定下赌注。刘秀娟发现了香港人爱看马经，爱看报纸的这个特点，于是决定从事卖报纸杂志的生意。
60年来，除了刮台风的日子休息外，每天刘秀娟都会在跑马地的街边卖报纸和杂志。“附近的居民多是早上上班路过这里买报纸，所以我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把摊位摆好，这样可以卖掉更多的报纸。”她说，自己一天最多可以卖掉200份报纸，每份报纸按平均6港币来算，一天至少能卖1200港币。“我年轻的时候，可以从早上5点钟，一直摆摊到晚上11点。现在年纪大了，我下午2点就回家休息，让儿媳替我摆摊，但是我还是坚持早上5点来摆摊位。”
刘秀娟说，想挣钱，除了勤快，还要动脑筋，跟着顾客的需求走。我除了卖报纸，卖杂志，现在还卖烟、漫画和手机外壳。有的人买报纸杂志的时候，还会买烟等其它东西。”现在免费报纸抢走了她不少生意，所以她现在进的货中，娱乐杂志和“马经”多于报纸。“附近的女人喜欢看娱乐杂志，男人喜欢看马经赌马，所以娱乐杂志和马经卖得好，我也会多进货。”
刘秀娟说，在路边摆摊，最担心下雨。“如果下雨，我会很快用塑料布盖住货物，要不然弄湿了，生意就没法做了。”

“看报是我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
刘秀娟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卖报纸杂志，所以有时间也会翻看，看看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她平时不喜欢看电视，因为摆摊做生意也没时间去其他地方，看报纸是她了解外界的主要方式。
除了关注本地新闻，刘秀娟也关注内地的新闻。“我最近看报纸，有一位作家叫莫言，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很厉害！”她除了新闻，还关心广告。“几乎每天报纸上都会登超市 优惠活动的广告，所以我会在报纸上寻找最便宜的折扣，然后就去买。” 刘秀娟觉得，报纸不仅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文化。“我通过卖报纸可以赚钱，通过看报纸也能了解社会，学到知识。”

“我这么大年纪还卖报纸，就是不想让子女替我操心。”
刘秀娟说，像她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现在应该是待在家里安度晚年，但是她觉得自己是个闲不住的人。“我在这里卖了几十年报纸，周围的住户都认识我，买报纸的时候都会跟我聊上几句，我觉得这里的居民离不开我，没有我他们就买不到报纸看。”她说，自己现在每天都能赚一些钱，生活吃穿都不愁，这样子女在外也可以安心工作生活。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觉得自己还能养活自己，孩子们在社会上打拼不容易，我不想让他们替我操心。”刘秀娟有三女一儿。三个女儿都嫁到了国外，儿子也成家立业了，各有各的生活和事业，她不仅放心，也很开心。“我现在一个人住，儿子和儿媳就住在附近，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不想去打扰他们。三个女儿在国外，我也不方便去看她们。只要他们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虽然年事已高，不方便回到老家，但刘秀娟对家乡依然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能办好奥运会，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说明国家是在不断进步的。这些年来，内地经济发展，香港也因此受惠。”刘秀娟觉得回归后的香港很有活力。“我希望国家和香港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样大家都有钱赚，都能过上好生活。”

之四：香港“最具个性书店”老板黄天微

“二楼书店”是香港文化的独特符号。在时尚名店的夹击中，在租金飙升的压力下，香港的书店一步步从地面退守空中。在香港旺角的西洋菜街有这么一家二楼书店，它不在二楼，而在七楼。它不卖教科书和畅销书，而是卖学术书籍，这就是“序言书室”。黄天微是这家书店的三位合伙人之一，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打理店铺。
希望书店能激活对人生的感动和思考
出了旺角地铁站，密密麻麻的招牌中有一块不起眼的蓝色招牌“序言书室”，顺着招牌的指引，走进狭窄的楼道，拾级而上到三楼，再挤进只容得下三四个人的电梯到七楼，一抬头便看到“序言书室”四个大字。走进序言书室，约80平方米的书店书并不算多，分门别类摆放在书架上。书店柔和的灯光、收银机的铃声，还有翻书的沙沙声，能够让你紊乱的思绪得以平复。10平方米不到的台阶上是一个活动空间，客人可以安坐藤椅或沙发上，在古典音乐中悠然自得地品味书香。在这里无论你看书多久，也没有人冒昧过来催促你。黄天微说：“我从不介意客人买不买书，只要有人看书就好，来店里的都是爱读书的人。他们之间也许从没说过一句话，甚至没点过头，但却总觉得大家很亲近，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很安全很舒服。”
2003年，黄天微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一家钟表公司做销售。公司大部分业务在内地，黄天微要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有时半夜三四点还会接到工作电话。几年下来，身体也快垮了，更重要的是她发现大学学过的知识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每天近于麻木状态，面对工作上的功利算计，感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善良都快磨灭了”。2007年，大学同学李达宁找到她和李文汉，准备打造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他们原本想开一家咖啡店，但想到时下年轻人进咖啡店多是为了娱乐和休息，并非学术追求，并且香港租金昂贵，开咖啡店的成本太大，最后决定合伙开书店。“序言书室”锐意走一条非主流路线，从书店的介绍中，已见个性：“作为一间文化学术书店，序言书室正是要提供一个空间，让人群聚合，互相激活对人生的感动和思考。希望书室能让人多一点思索，少一点麻木。”
艰难营业靠的是对理想的坚持
2007年5月，序言书室开张营业。序言书室选在了七楼，租金每月一万多港币。黄天微告诉记者，二楼的租金已经涨到10万，地面的店铺差不多40万。高昂的租金迫使他们远离地面。刚开始月营业额只有五万港币左右，每人工资三千，而黄天微上一份工作月收入一万八港币。家住上水的她每天来回交通费就二十来块，有时开销大一点还要做兼职以维持生计。家人不理解她这是为了什么。黄天微说：“我父母也没有直接反对，就等着我哪一天做不下去马上转行。我就想着再撑一下，当时我们计划是一年内收支平衡，没想到从第二年开始，生意就慢慢好起来了。”
黄天微解释，书店命名为序言的原因有二。“序言”是一本书的首页，意味着开始，希望“序言书室”能成为人们爱上阅读和学术交流开始的地方；其次，“序言”在粤语中和“聚贤”读音相近，希望“序言书室”能汇聚贤能之士，共同探讨，交流思想。
序言书室主营哲学、文化、政治类等学术著作，还有大量英文原版书。流连店内，信手拈来，每有惊喜发现。学术性的如罗尔斯（John Rawls）的经典《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艾可（Umberto Eco）的《谈文学》（On Literature），甚至钱穆的《新亚遗铎》等看似冷门的书籍，都可在这里找到。顾客一般都是大学生、研究生和教授。“有些客人进门一两分钟就走了，还有的客人进来看了一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应该卖些教科书和畅销书。”
黄天微笑着说：“书店定位学术路线，面向的也不是大众客人。我记得第一个星期，每天卖出不到10本书。”三人向亲友筹集的50万港币，租铺、装修、进书后已所剩无几。没有资金用于传媒宣传，于是从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入手，通过老师和同学的口耳相传，师兄梁文道和周保松还在文章里提到序言书室，无形中扩大了书店的知名度。有一次，一个大陆学生过来问黄天微，“梁文道今天过来吗？上次看到豆瓣上有人说在这里偶遇梁文道，今天过来碰碰运气。”黄天微哭笑不得。
“做书店接触到的都是好人”
能令序言书室维持下去，店内举办的大小讲座、沙龙、研讨会和读书会可谓功不可没。黄天微说，最开始都是自己去找活动、请嘉宾，每个月顶多办两三次。现在有些活动找上门来，五六次很寻常，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办了14次活动。由于活动不收经费，也间接鼓励了不同团体来序言书室举办活动。有次书室邀请李欧梵教授到场主讲，会后，一位来自深圳的参加者邀请李教授到深圳主讲，说那里可容纳200人之多。李欧梵听后却说：“其实大型讲座我已参与过很多，但我更珍惜的是这类小型的讲座，可以让我与听者有更深入的交流，这些深入的讨论并非人数可以取代的。”黄天微听在耳中，感动不已。
去年5月份，店里多了一位新主人“未未”。它是黄天微在附近捡到的流浪猫。“我在小区附近见过好多次，后来发现它左眼有点问题，听说有人虐待她，决定抱来书店养，没想到那么客人喜欢她。跟客人聊养猫经验和读书心得，也因此认识了更多朋友。”
如今序言书店已步入正轨，黄天微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开门，忙着收银、新书上架、回复邮件、采购新书、接待客人兼朋友。晚上12点下班，赶着最后一趟东铁线回上水，老公每天下班后都过来帮忙打理店铺。每周黄天微固定四天上班。“其实，我基本上每天都来店里，不来书店就感觉生活中少了些什么。几年下来我跟很多客人都成了朋友，跟每个人聊天都可以吸收不同的东西，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做书店最大的收获就是接触到的都是好人。”

之五：香港女人张爱雯和少年犯的故事

49岁的张爱雯，2005年离开法制新闻记者岗位，来到一家非政府组织从事青少年罪犯心理辅导与矫正工作。七年的记者生涯，让张爱雯不仅了解了香港的司法体系，也看到了案件背后的隐忧。“我在法庭上看到一些年轻人坐上被告席，内心很难受。”做法制新闻时间越长，张爱雯接触的阴暗面就越多，想要帮助年轻人走出困境的渴望也愈发强烈。
“一个好的聆听者，是能从对方的言语中抓住主题。”
张爱雯说，这几年在和少年犯沟通过程中，总结并掌握了一套谈话技巧。“首先，我会问候他：‘今天心情好吗？昨天休息得怎么样？’接下来，由对方来决定话题。”
“我在和少年犯沟通前，只是对他有简单的了解即可，而且掌握的资料越少越好，因为我们要先听他说什么，然后透过他的言语，给他一个积极正确的引导。”许多少年犯在入狱后，情绪都会不太稳定，这就让张爱雯在交谈时更加小心谨慎。
张爱雯坦承，在给少年犯做心理辅导时，80％的时间是在聆听对方说话，但是聆听不等于探求他人的隐私。“一个好的聆听者，是能够从对方的言语中抓住主题。”
从事社会工作后，张爱雯一直没有染黑头上的白发。“少年犯们总认为自己的人生阅历比别人丰富，所以当我以一种年轻的状态跟他交谈时，他会觉得我阅历不深。当我以一个相对年长的状态跟他交谈时，他会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内心。”
“很多少年犯碍于面子，不喜欢求人帮助。”张爱雯说，不少人刑满释放回到社会后，依然我行我素，放纵自己，最后重新入狱。她认为，防止青少年犯罪，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认清自己的错误，这是改变自己，重建价值观的第一步。
“只要不追求金钱，我就可以生活得很自由。”
张爱雯坦言，做社会服务工作，薪水确实没有以前做记者时高，但是这笔钱已经足够她日常生活了。“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很穷，我觉得工资够我支付日常开支就可以了。”  
张爱雯早已将过往使用的信用卡注销，“注销信用卡的那一刻，我觉得心情很舒畅，因为我可以告别爱慕虚荣的生活了。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为何要让自己被金钱所牵制呢？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这一生不追求金钱，我就可以生活得很自由。”
张爱雯觉得，这些年轻人很聪明，只是在人生的关键时期做了错误的决定。“他们还这么年轻就进了监狱，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我这几年用心的去帮助他们，就是为了引导他们重新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重返社会后不再颓废沉沦。”张爱雯最近就在帮助一个年轻人，他曾因为贩卖毒品而锒铛入狱，尽管在监狱期间有过良好的表现，然而，面对现实利益的诱惑，这位年轻人“重操旧业”，并再次被捕，等待法庭对他的审判。尽管年轻人重蹈覆辙，但张爱雯说，她不会放弃这个年轻人。“每一座雕塑，都需要工匠的精雕细琢，才能成为一幅艺术品；少年犯也是一样，我需要用时间和青春，甚至是生命去改变一个个误入歧途的个体，才能让他们重新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
张爱雯说，现在在香港，大多数民间机构都在帮助受害者，却很少有人帮助那些施害者。“给受害者做心理辅导比施害者容易很多，所以大家都选容易的事情去做，但是我选择帮助施害者。”尽管张爱雯很用心在做心理辅导，但她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还是不多：“我虽然身体不好，可是觉得这件事值得去做，即使付出和成效不成正比，即使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有效果，我也愿意。我不过是用很大的魄力在做一件很小的事情。”
“生活越是充满负能量，我就越是要用身体的正能量去打败它们。”
张爱雯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平时出门都要拄拐杖走路。尽管疼痛难忍，但她依然坚持去做心理辅导，去朋友家做客。“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存在着各种负面的能量，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丑陋和黑暗，才会渴求光明和美好。所以，生活越是充满负能量，我就越是要用身体的正能量去打败它们。”
每个周末，只要没有别的事情，张爱雯都会给内地在港学习的学生教授粤语课。她说：“我接触的内地学生，都很聪明，好学，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学，所以我很喜欢和好学的人在一起交流。”她说，香港是一座物欲横流，充满诱惑的城市，她希望内地学生不仅能珍惜在香港的学习时光，学会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点，还应该时刻保持一颗稳重纯真的心灵。
张爱雯最近准备到一家教育机构去进修课程，那里有她最想学的犯罪心理学课程。“我希望自己将来能进入监狱工作，帮助更多的少年犯，早日改邪归正，回到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她也希望少年罪犯心理矫正这份事业能够后继有人，让关爱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之六：专访卖名牌衣服的香港女孩

蔡爱丽，一位热情开朗的香港女孩，15岁尚未中学毕业就走向社会打拼。经过多年努力，今年8月，她在一家知名服装连锁店担任店长兼高级销售员职务。蔡爱丽说，读大学每年花费都在十几万港币左右，这笔开销家里很难承担。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白天赚钱打工，晚上去夜校学习。打工的时间长了，她发现自己对服装比较感兴趣，于是决定进入品牌服装店施展才华。
“服装销售人员，一定要了解当今最新流行趋势。”
叠衣服或许每个人都会叠，但要想把衣服叠得规范整齐，则需要每天不断地练习。蔡爱丽刚入行的时候，一天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不停地叠衣服。“顾客选衣服的时候，大多数是从一堆叠好的衣服间抽出一件衣服，抽出来之后，就会把上面原本叠好的衣服弄乱，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忙别的事情，就会和同事一起叠衣服。”蔡爱丽说，她和同事平均一天可叠上千件衣服，那时候晚上回到家都会觉得手臂很酸很疼。
蔡爱丽平时工作忙，下班时间也晚。自己作为服装销售人员，就一定要了解当今最新的流行趋势。“一有时间我就看时尚杂志，而且只看图片，图片能够直接呈现时下流行元素，也容易让我加深印象。”蔡爱丽说，每周，她都会对新同事进行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对当下流行服饰的词汇进行解释，以及介绍不同材料，不同款式衣服的特质和服饰搭配。“顾客买衣服的时候，我们会给顾客提供服饰搭配方面的建议。”蔡爱丽说，如果给顾客的服饰搭配是合适的，是令人满意的，那么她下次还会再来我们店买衣服。“卖衣服实际有大学问。如果顾客看中一件衣服，我不能说出衣服所代表的流行元素，甚至还不如顾客了解得多，那我就真的很难在这个行业生存了。”
“不为顾客考虑周全，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服装零售行业多年摸爬滚打，让蔡爱丽深刻体会到了“顾客至上”的重要性。而老同事收错顾客的钱，至今让她印象深刻。“有一段时间店里搞促销活动，会员消费满1000港币会有9折优惠，一位会员用储蓄卡消费超过1000港币，本应该享有9折优惠，但我的同事没有问顾客是不是会员就直接按原价结帐，后来顾客说她是会员，为何不给她九折优惠，我那位同事才恍然大悟忘记给会员办理九折优惠。”
蔡爱丽说，由于顾客是用储蓄卡付款，交易完成后款项是直接进入公司帐户的，所以不能直接给顾客退还现金，而是经过一系列复杂漫长的程序才能完成。首先，要在用于结算的电脑上做一些记录；其次，电话通知公司财务部门，需要财务人员协助处理；接下来，跟公司帐户所在的银行联系，并请银行工作人员将多收的这几百元港币，从公司的帐户汇入顾客所在的银行帐户，这一过程，需要20天的时间。期间，店员不仅要经常打电话给银行和公司财务部门，跟进退还金额的情况，还要联系顾客，询问帐户上有没有收到退还的款项；最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公司部门主管解释，为什么没有给会员优惠，并且还要向顾客赔礼道歉。“我们的工作是一环接着一环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环节也会跟着出现问题。”蔡爱丽说，收错顾客的钱在公司看来是能力不足，工作不力的表现，“不为顾客考虑周全，就很容易犯错，一旦出了错，就要付出时间和精神的代价。”
“与同事成为好朋友，工作才会顺心如意。”
蔡爱丽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长时间的工作难免让人心烦气躁。蔡爱丽说，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就是工作，因此，学会和同事相处就很重要，能够和同事成为好朋友，工作才会顺心如意。
蔡爱丽总结90后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三大缺点：思想不成熟、普遍不勤快、缺乏上进心。蔡爱丽说，很多新员工都很熟悉衣服的布料和款式，也知道最新的流行元素和服饰搭配，但是却不能学以致用为顾客服务。“我觉得做销售这行必须有上进心，没有上进心就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没有实现目标的动力。”
尽管90后同事有缺点，但身为店长，蔡爱丽还是愿意培养他们。蔡爱丽说，从他们稚气的眼神中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我和他们一样，都是年纪轻轻就进入社会，虽然还是一张白纸，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是白纸，才有描绘成美丽图画的可能。但是，一张白纸想要变成美丽的图画，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他们也要努力才可以实现。”
透过和蔡爱丽的一番交流，才发现，原来服装销售员不仅仅是商品的促销者，还是公司文化，流行文化的推广者和普及者。只有不断接触新的潮流文化，学习新的企业管理理念，与同事之间关系更加和睦，才能把店铺经营得越来越好。

之七：一个香港吸毒男人的昨天和今天

他14岁开始吸毒，进出监狱达11次。27岁到禁毒中心戒毒，在工作人员的感召下，31岁彻底告别毒品，如今成为香港一家民间禁毒中心助理辅导干事，专门帮助感染毒品的青少年戒除毒瘾。从“瘾君子”到“戒毒辅导员”，陈家文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我不断地跌倒、爬起、再跌倒，反反复复十几年”
陈家文，今年34岁，在家里7个孩子中排行最小。由于父亲过早离世，再加上童年时家庭教育的缺失，给陈家文的人生之路留下了祸根。14岁那年，还在读中学的陈家文，经不住诱惑，第一次吸食了毒品。
“吸毒有什么感觉？” 这是陈家文在中小学做禁毒宣传工作时，最常听到的问题。他说：“吸完毒品后，感觉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欢乐和轻松。”
陈家文说，吸食毒品后欢乐和兴奋终究是短暂的。第一次吸毒过后的那些日子，他平均每天用于购买毒品的开销在五百到六百港币左右。最后，实在没有钱吸毒了，就去偷东西。“毒瘾发作的时候，我会撬开车门偷东西，然后拿去换钱买毒品。”在一次盗窃过程中，陈家文被早已埋伏好的警察当场抓捕，被判刑坐牢六个月。
半年之后，出狱后没多久的陈家文，再一次遭遇了毒品的冲击。因为吸食并贩卖白粉，陈家文再次走进监狱的大门。吸毒、被捕、坐牢、再吸毒、再被捕……就这样，陈家文在同一个错误上不断地跌倒、爬起、再跌倒，反反复复十几年。
“我在吸毒和坐牢中度过，浪费了人生大好时光。”
陈家文身高175厘米，身体最瘦的时候只有53公斤。除了瘦成“皮包骨”，身体内长年积累的毒素，也让他时常感到浑身难受。陈家文说，十几年来这些毒品不仅摧残他的肉体，更是摧毁了他的大好人生。
陈家文曾经在走出监狱后，有一段时间内没有吸食毒品，不仅找到了工作，还收获了爱情。然而，经不住引诱，让他再次跌入毒品的深渊。因为吸食，贩卖白粉，他被判入狱4个月。这次，它不仅仅失去了工作，女朋友也离他而去。当然，还有亲人的信任。“我外婆去世的时候，我都不能见他最后一眼，因为我在监狱里服刑。”
陈家文坦陈，自己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因为毒瘾很难根治。“毒品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一旦吸食，你会很难根治毒瘾。” 要想彻底祛除毒瘾，需要长期耐心细致的心理辅导与矫正，而不是靠蹲监狱。陈家文说，他每次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生活环境，都似乎决定了他每一次走出监狱时，一定会重蹈覆辙。“我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他们都曾有过吸毒或贩毒的经历，平时在监狱里面，我就是和这些犯人交流贩毒、吸毒的心得体会，你觉得我有可能戒除毒瘾吗？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生没有绝境，就看你愿不愿意改变自己。”
屡戒屡吸，一错再错，让陈家文陷入困境。姐姐同他的一次对话，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姐姐问他，“对于现在的生活你满不满意？这么多年下来，你感觉辛苦吗？”这些问题看似平淡无常，却能够唤起陈家文对人生，对自己的思考和疑问：“我的青春年华就这么白白流失了，如果当时能够彻底拒绝毒品，我相信自己可以发展得比现在还好。”
2009年，陈家文来到一家戒毒中心开始戒毒。戒毒期间，负责心理辅导工作的义工们全天候陪同陈家文，跟他主动聊天，让他自己确定谈话的主题，并且引导他说出自己的烦恼和痛苦。在辅导干事们坚持不懈的鼓励和帮助下，一年之后，陈家文终于彻底觉悟，成功戒除了毒瘾。
戒毒成功后，陈家文重新回到社会。为了避免自己再一次受到毒品的侵蚀，陈家文决定放弃过去喜欢从事的理发行业。“我虽然喜欢理发师这个职业，但还是决定不再从事，因为在香港这个行业很容易接触到毒品。”陈家文还跟过去的朋友彻底断绝联系。之后，陈家文成功进入一家民间戒毒中心工作，以实际行动拒绝毒品。他说，其实人生是没有绝境的，就看你愿不愿意改变自己。
“看到那些染上毒品的孩子，我都能想到从前的自己。”
现在，陈家文在香港一家戒毒中心担任助理辅导干事，专门做青少年吸毒者的心理辅导。他说，每次看到这些孩子，都能想起从前的自己。而毒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更是让陈家文记忆犹新：“我们这里有一个25岁男生，之前因为用信用卡买毒品吸毒，结果欠了银行20万外债，最后不得不申请破产。”陈家文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戒掉毒瘾对青少年来说很难，但却给陈家文极大的信心和动力做好辅导工作，“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经历告诉他们，吸毒不是一件好事。
作为“过来人”，陈家文深有感触。他说：“做一件事情之前，都应该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毕竟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别人产生联系。当你正在面对毒品的诱惑时，请你认真的想一下毒品会给自己带来哪些后果。请你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当你遭遇毒品时，请你说‘不’！”他希望香港政府能够给民间的戒毒机构投放更多的资源，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让遭受毒品的孩子能够早日远离毒品，重新回到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曾经一蹶不振的陈家文，通过戒毒中心的力量，不仅成功戒除了毒品，他还把这份爱传给更多的需要从毒海中挣脱出来的年轻人。透过从事戒毒辅导工作，让曾经迷失方向的陈家文，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帮助吸毒者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之八：香港创意馆职员黄缈诗

周日下午，香港人眼中的Family Time（家庭时间），却是黄缈诗一周最忙的时候。中午匆匆吃完盒饭，开始接待“戏棚文化”班第三期学员，收学费、填单据、指路，一切有条不紊。下午四时黄缈诗还要出门带导赏团参观。
黄缈诗在香港赛马会鲤鱼门创意馆做项目统筹，导赏、策展、行政、公关全是她一人负责。馆里除了老板和她，还有一位清洁工，有时候清洁工不在，黄缈诗还要打扫卫生。黄缈诗说：“在这里工作很开心，老板对我很好，每天都可学到新知识，还可以认识很多有趣的人。”
“天天给不同的人讲香港历史，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香港赛马会鲤鱼门创意馆是一座小型博物馆，位于观塘区东南面，毗邻魔鬼山和酒湾，这里曾是一所海滨学校，现改建为东九龙地区的文化艺术中心。这座白色三层小楼与蓝色海岸线相连，墙上保留着“海滨学校”四个大字。进门是海滨学校校史廊，展示曾经辉煌一时的村校文物。最特别的是一楼的玻璃屋顶，印有明朝“粤大记”有关鲤鱼门的地图。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从屋顶直射下来，鲤鱼门地图就倒映在地面，给人以奇特的美感。馆内还设有陶艺室、视觉艺术工作坊、咖啡厅、中央展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第一次去香港历史博物馆的经历，似乎注定了黄缈诗的人生轨迹。她还记得那是小学四年级，看到三万年前的香港只有一些岛屿上的先民，后来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捕鱼产盐之地。随着时代的变迁，香港成了自由港，并逐渐转型为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她被香港历史深深地吸引。“当时我就想，要是能在博物馆工作，天天给不同的人讲历史，那该多好啊！”在创意馆还没对外开放之前，黄缈诗就在鲤鱼门做导赏员，从义工到兼职再到全职，在博物馆工作的梦想终于实现。
黄缈诗从香港树仁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做产品开发，一做就是七年。“七年前的工资比现在还高，但我做得不开心，感觉每天的工作没什么意义，心底的声音告诉我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年多前，为了理想，黄缈诗毅然辞职，用积攒多年的工资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文化研究课程，白天在文化艺术机构做兼职，晚上上课。因为做义工时表现出色，黄缈诗的勤奋上进和对艺术的热爱得到了创意馆馆长高宝怡博士的赏识，让她在创意馆先做兼职，后来成为全职职员。
“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偏偏都是我最喜欢的事”
这天下午四时，导赏团准时达到鲤鱼门创意馆。天后庙、魔鬼山，黄缈诗已经不记得去过多少次了。这次导赏行程中多了一个新目标：1983年废弃的陶瓷厂。通往陶瓷厂的小路弯弯曲曲，只容得下一个人，废弃的陶瓷厂已经被树和杂草包围起来，蚊虫肆虐。黄缈诗走在最前面为大家开路，一路上还叮嘱参加者小心。从陶瓷厂到海岸线的最南端，黄缈诗对鲤鱼门的历史如数家珍。不知不觉天色已黑，游人渐渐散去，潮水拍打着海岸，黄缈诗回到创意馆，吃了一个面包继续工作。她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晚上的她跟下午2时的她同样精神饱满。
“在别人眼里这就是苦差事。博物馆刚刚开始都这样，资金不充裕，缺人手，上司比我还辛苦。我以前在大型的文化艺术机构也做过，感觉就像一颗螺丝钉，每天按部就班地发邮件、写材料，是比现在轻松多了，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现在要做导赏、策展，接待媒体，有时候还要给客人冲咖啡，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知识。高博士也给我很多机会，我还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政府高官做过导赏。”黄缈诗一谈起工作就满怀激情。
鲤鱼门创意馆逢周一闭馆，这一天就是黄缈诗每周唯一的休息时间。但她并没有闲下来，工作之余，黄缈诗还兼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的硕士课程。每周二和周五下午五时十五分，老板会让黄缈诗提前下班，她带上一块面包，就匆匆赶去上六时四十五分的课。黄缈诗读的是Part-time课程，要求两年时间修完八门课，其他要求跟Full-time学生一样，所以每到期中期末的时候，黄缈诗就忙得不可开交。她还记得今年5月2日，创意馆正在筹备“戏棚文化展”，时间刚好和一门课的期末论文相撞。她白天和老板布置展览，晚上索性留在展览厅赶论文，两个通宵的奋战终于顺利交稿。一年下来，黄缈诗两门功课拿A。“我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偏偏都是我最喜欢的事。学到的知识可以运用到工作上，工作中的疑问可在学校得到解答。小时候去博物馆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展品会这么摆放？如果换一个方式呈现会么样？这些都是在中文大学上课才明白的。”
“我没有理由不珍惜不感恩现在的生活”
黄缈诗开朗热情，鲤鱼村的每个人她几乎都认识。她远远地朝海鲜酒家的店员挥手喊“忠哥！”，对卖鸡仔饼的老奶奶说“阿婆，今天生意怎么样啊？”仿佛已经在鲤鱼村住了多年。
“你怎么这么开心？”
“我每一天都充满感恩，可能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后来遇到两位老师，我更加感恩现在的生活。”
鲤鱼门创意馆高宝怡博士是黄缈诗的上司。黄缈诗悄悄告诉记者，老板嫌她嗓门大，准备把她训练成淑女。黄缈诗说：“在哪里能找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教我，很为我着想。如果没有高博士，我也没有机会来博物馆工作，我很珍惜现在的工作。”
黄缈诗说，曾经有段时间她和家人关系不好，搬出去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香港中文大学陈泽蕾老师是第一个劝她回家的人。她还记得，当天晚上下课已经九点多，她拉住陈泽蕾老师讲了很多心事，老师听完第一句话就是“赶紧回家。”并开导了她一个多小时。黄缈诗说：“陈泽蕾老师很豁达，她告诉我放开怨恨和不开心的记忆，用另一个角度看世界。她说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前人铺好的，我没有理由不珍惜不感恩现在的生活。”

之九：香港卖玉老人陈伯

陈伯的玉器摊位在香港大围田心村内，每天来来往往都是村民。大多时候陈伯摊开当天的报纸浏览一下，或者拿出几本历史书细细阅读。有时来了几位客人，也只是和陈伯聊天，买玉的人每天就一两个。陈伯取下厚重的老花眼镜，笑着说：“人啊，活着就图个开心。”
“根在同一个地方，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陈伯家在沙田围，每天早上7点从家里出发，步行40分钟到田心村。“我以前是搭车，天天摆摊也是坐，过来过去也是坐，腿疼的厉害。后来开始步行代替坐车，也是为了省钱，结果没想到腿也利索了。坚持了六年，风雨无阻！”陈伯的摊位在田心村公共活动室外面，门口除了他，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中医。早上9点多，附近几个村的熟人提着几笼麻雀，总会来陈伯这儿坐一坐，聊上一个多钟头。下午5点，要是没人过来，陈伯就收拾好摊位走回家。
陈伯祖籍广东河源，地地道道的客家人。1976年来到香港。“本来是要去印尼的，结果留在了香港。”陈伯长叹一声。上世纪30年代，陈伯的父亲逃亡到印尼。40年代，父亲回到内地办工厂，也就是当时的“华侨资本家”，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回到印尼。后来，陈伯本来打算举家迁到印尼继承父亲的产业，然而当时印尼掀起了排华浪潮，陈伯一家人便滞留在香港。
陈伯刚到香港时做服装外贸生意，工厂在深水埗，但一直拿不到政府指标，做了几年就做不下去了，后来改做玉器生意。陈伯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香港的原住民大多是农民，很欢迎我们这些工人。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多赚钱点，大家都拼命干活，可以说六七十年代香港工业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当年从内地过来的移民。”时至今日，陈伯仍坚信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与友好。“现在也有很多从内地过来的新移民，可能遭受过一些不公平待遇，但是我从来都认为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香港本来就是个移民城市，多数人是从内地来的，只是来的时间早晚不同而已，我们的根都在同一个地方，不该有偏见。”
“玉是精神寄托，一看到玉心情就好”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陈伯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1982年，陈伯在广东惠州开办玉器厂，做好成品运回香港卖。陈伯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榕树，“最开始我的铺在那边，有时候买玉的人排队都排到这里了，那时大家都有钱，玉又是个新玩意，每家都有好几块玉。买玉要有闲钱和闲情，这几年大家口袋都紧了。”几次金融海啸的冲击，陈伯的玉器厂一度裁员，从最开始一百多人到现在只剩十几个人。“这些人跟了我好几十年，工厂不能说关就关，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陈伯的玉器摊是用两张桌子拼起来的，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玉器。最便宜是的用来串项链手链的小珠子，两元到十元不等，一般的玉坠几十到几百块港币。陈伯从桌下翻出一个木质方盒，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块晶莹剔透的翡翠，翠绿的纹路浓而不淡，如雨后冬青。陈伯说这块翡翠值六千多港币。经常有人买了玉来问他意见，他都说还可以。“买东西是自愿行为，如果告诉他那块玉不值那么多钱，别人听了会不高兴。”
这个小小的摊位月租金七千港币，陈伯说SARS期间最低降到五千，后来租金一路上涨。玉器摊每月营业两万港币，勉强维持他和老伴的生活。如今三个子女已成家立业，最小的儿子在英国攻读法律博士。陈伯说：“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没那么多时间陪我们，但给我们很多经济支持。卖玉赚的钱不多，算是个精神寄托，一卖就卖了28年，我一看到玉心情就好。”
“家和万事兴”
和煦的微风吹着静静的田心村，路边三三两两的行人，偶尔一个学生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几个小时过去，陈伯终于等到了当天的第一个客人。一位老奶奶推着购物车从菜市场回来，女儿给她新买的手链大了要改小一些。陈伯熟练地剪开链子，取出几颗珠子，然后接好开口，10分钟不到，老奶奶戴上手链，甚是满意。临走时，陈伯只收了她五块钱。陈伯说：“在这里几十年，做的是街坊生意，赚钱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最大的客源是内地游客。”
陈伯年轻时云游四海，曾驾车游遍了内地二十多个省份。现在身体不太好，三年前开始吃治高血压的药。陈伯说：“前几年身体好些，我也想过出去做工，没生意的时候就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记得57岁那年我打过33个电话，没有一个请我。现在我还不到65岁，政府的养老津贴领不到，各种政府优惠也享受不到。最麻烦的就是50多岁到65岁之间的人。”
陈伯现在每个月回内地两三次，因为工厂还在惠州。他说，八十年代回内地就跟出国一样。有一次回老家河源过年，腊月二十七到红磡买了火车票，本以为二十八可以上车，谁知道排队排到了二十九，到深圳已是大年三十，回到河源年都过完了。“你们现在最幸福了，我们年轻时哪有这么好，要好好珍惜啊！现在有些人热衷于吵斗游行，这容易滋生怨气。好好过日子就行了，不是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吗？”
陈伯不愿告诉自己的真名。他说：“我的名字并不重要，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太多，你就喊我陈伯好了。”

中国经济管理大学 号召学员阅读《走近香港草根创业家》